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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大 学 不 是 梦
我 的 大 学 不 是 梦 彭一三   我的大学梦,来得不容易。我的大学梦,来得太容易。 第一次知道大学的概念,是1964年。大哥考上昆工,父亲带上大哥和九岁上完三年级的我(家中还有一个哥、两个弟没喊上),到离城十多华里的乡下老家平庄坝看祖坟,走亲访友。当时懵懂没感觉,待我大了懂事了,才明白父亲下乡之举多少是有些显摆的意思。自光绪十七年辛卯科我的高祖、父亲的祖父彭寿贤中举(《续遵义府志》载,官定番州学正)后,家里人书香不断,可是毕竟在新学之后还没有一人考上大学。父亲是1943年毕业的老高中生,那时为了家中生计,顾不了考大学,就和他的高中同学郑昌老师(郑子尹嫡传后人)一起到金沙教书了。大哥上大学后写信回来,说大学是如何如何的大,生活是如何如何的好,顿顿有肉吃云云。这样的生活好生叫人羡慕。我那时就暗下决心,为了天天有肉吃,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后来时事突变,这之后才一年多光景,我刚上五年级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事实上的学业中断,名义上的年级照升,我们在小学滞留到了八年级才被挤出小学的校门,于1969年9月升入初中。因为社会大环境的因素,初中教学管理无法正规运行,尽管在初中呆了三学期,事实上我们也只有两个学期在勉强上课。为了给大面积积压在小学的学生升学腾位子,1971年1月,我们在春季就被踢出了初中的校门。大家都是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没有谁去为学业缩水而鸣冤叫屈。那年月时兴招工,我因为以学生身份出席过遵义市第一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对复课闹革命有贡献,就被学校首批推荐到遵义市人民银行工作。之前班主任刘兆群老师曾到我家中动员我读高中;我们家的态度,因为大学停招,感觉读高中不能考大学就没意思。因为家中困难,父亲就给刘老师提要求,有招工机会请推荐一下。不能上高中,我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告别了大学梦。 事实上,文革中恢复大学招生是从1972年开始的,那是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初步尝试之举,中间有诸多的不公平。1973年本来各地都安排工农兵上大学是要考一考的,也就是采用推荐加考试的模式;好多进入推荐许可的知青都在认真备考,结果张铁生交白卷就冲垮了一切。这之后,工农兵上大学又回到推荐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77年。 1977年是中国大学招生最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现在回头看,这一年,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曲,改革开放自教育始,自恢复高考始。一般人只在意了恢复自1966年以来停止高考12年的高考意义;却忽视了其间自1972年起至1977年大学仍在招生,只是并没有采用高考形式而已。1977年夏季,经过推荐录取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在秋季入学,划上了工农兵上大学的休止符。1977年秋季,国家决定恢复高考,也就是说1977年大学是两度招生。在贵州,于12月15日起开考,被录取者于次年春季入学。 我的读书经历还奇了怪。小学呆了八年而不是学了八年。春季初中毕业我遇上了。冬季高考春季入学我又撞上了。中间我断了档,同等学历给我填充了。1988年我又参加大专起点的成人高考,脱产进入贵州省教育学院学习,最后补足了大学的完整文凭。这些都是特殊年代打乱时空的尴尬啊。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有一种莫名的悲哀、激动、羡慕、嫉妒、绝望,五味杂陈;因为高考与我无关。就我那点学力底子,对高考想都不敢想。过了几天,办公室同事张显蓉大姐的丈夫、我的家门大哥彭彦硕怂恿我,“一三,去考嘛,你可以的,数学差,我给你补嘛。”他是文革前1965届师范数学本科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当时大名鼎鼎的陶文鹏和他有些友情关系;陶对其有文学影响,反过来他又对我施加影响。我们相识相交因为是搬进万里路银行办事处新楼成邻居才开始的,也才两年多时间。可是就在这些时间里,他给我推荐《唐诗三百首》,推荐《历代文学作品选》……;我背唐诗、背宋词、背《留侯论》、背《朋党论》……,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决定要报名参加高考,父亲打讪嘴;可能他以正统的眼光把大学的门槛看得比较高,怕我考不起,落人笑柄。那个时候遵义市人民银行才200多人,可能他以为我已经有了好工作,求安稳算了;并且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已被提拔为办事处的生产领导班子成员,进入办事处管理层面的工作。五弟是高中毕业下乡知青,上半年刚招到八七厂工作,不便报名。在我复习期间涉及政、史、地的内容和知识点,他是我现成的老师。 我的补习时间主要花在数学上,至今我都想不起我从哪里抓到一本《初等代数》,其内容包括从初中数学的数轴概念起至不等式、排列组合。我计划一天啃五页,300多页在一月内自学完毕。事实上自学起来,有时候感觉轻松进度就快;有时候遇到“高原”现象受阻,就要徘徊多日。像因式分解这种初级阶段的东西我老是开不了窍,在那里就多盘桓了几日;像不等式、排列组合这些高级阶段的东西我反而理解得快。因为只顾了代数,没有顾及几何,最终高考时只能挂一漏万对待了。 银行是联系社会业务的窗口,信息资源多。有人弄来据说是从省里传下来的一套复习资料给我补习,这可帮了我的大忙。这套资料主要是政史地内容,我一方面按此参照;另一方面自己给自己作些题目设计,又让五弟给我提问挑刺,以此查缺补漏。那时候我是银行办事处的临柜出纳员,负责对公收款。时值冬天,办公室内相对分成两个区域,没有业务时大家就围着两个北京炉烤火。我坐的藤椅后面就是铁炉子,面前自然是办公桌。谁说一心不能二用?我遇到业务收了款,整理好票面之后就开始做自己的补习事情。我就这样注意力高度集中地边工作、边挤时间补习,除了报名、体检、熟悉考场和参加考试,没有请一天假。因为自己是“同等学历”资格,自己以为没有资格让单位照顾;况且我也不需要照顾。办公室里时不时也有人热议高考,有人说,“是不是人都参加高考,不看自己几斤几两。”因为我的学力“出生低微”,对此很敏感,感觉就像在说自己,因此更不敢奢望单位对自己有半点的照顾以免让人指指戳戳。白天我上班兼顾补习,下班我也把时间投入到补习。记得在最后阶段,晚上有同学来访,我直接把话说在明处,把人赶走,以免耽搁我的宝贵时间。我把我认为重要的知识点和一些自制问答题抄成小卡片,利用在中午下班回家吃饭的路途中背诵。我的房间里放了半盆凉水和湿毛巾,困了就用湿毛巾刺激一下眼睛,消除困意。有时实在疲倦极了,也就只好躺在床上略为打一下盹儿,接着又来。 当时我所在的人民银行(1986年后改为工商银行)隶属市机关直属党委,在这个报名站报名,银行系统就只有我一个,后来市机关统计,市银行报考录取率为100%。二轻局最多,我知道的都至少有四人之多,陈颖、陶世迦、陆昌友最后都成了校友同学。在报名的办公室里,有个机关的闲人在那里翻看报名表上的照片,还随意评点,“这个样子都行啊?”“这个看倒都不行。”看到我的照片,他眼睛一亮,“这个还差不多。”随他说,我也不吭气。他哪里知道,为了照好这张证件照,我是请了当时遵义市最好的相师杨学特照的,用光是按艺术照来作处理的。 我们的考场设在文化小学,考生按准考证要求的时间到场熟悉考场,等候的时间还不短。我看见别人家一堆一堆地围在一起高谈阔论,神采飞扬;我呢,几乎没有认识的人,也羞于和人交流,只好怯生生地独自在一旁默立静处。 考过了,就没有管了。开春了,银行团支部组织新招的一批年轻人一起春游共青湖,录取的消息也随着油菜花香飘来了。贵州师范学院大专班,我没有嫌它有什么不好。因为我知道,能考上就好,我就只有这个起点,何况还是带薪学习,亏不了我多少。虽然我是带薪学习,开支上我还是很节省的。我的行李就简单地装入一个银行金库废弃的装硬币的用粗糙木条拼成的包装小木箱(大约长56厘米,宽40厘米),在恋人和另两位同学的陪伴下,用自行车就驮到了人们当时习惯性称呼的“五七师大”。到了学校安顿下来后,先认识的同学是同寝室的张永强。他先我到自然抢占了靠窗右边的下铺,我也自然选择了他的对铺。接着又认识了来串门的涂永强。没事了,我就邀请他俩和我们一起进城去玩一下,他俩没有推辞就和我们同行了。我们去到遵义会议会址照了一张三人合影,算是我进校后的第一张和同学交往的照片,这也应该是一项最快记录同学情的照相记录吧。只可惜我没有照得好,舌头嘟出来了,难以示人。现在找出来,才感觉是珍贵的资料;翻看照片,背后记载:1978.4.17,这是我们进校的第一天。 同学们都陆续进校了,其实我内心在担心一件事,那就是体检复查。开始我还以为要去专区医院,诚惶诚恐;后来正式通知,体检复查就由学校医务室负责。没有人知道,我在13岁半时左眼患眼疾,因为大连医学院还没迁入遵义,遵义专区医院医疗技术有限,耽误了我的病情,于是在大连医学院看来是普通的视神经乳突炎而遵义专区医院对此却束手无策就转为了视神经萎缩,左眼失明了,成了睁眼瞎。1971年我参加工作的体检是在市医院进行的;家人无助,让我硬着头皮去应对体检。先检查右眼,我三下五除二比划,1.5。可是轮到左眼我就傻眼了,我是一个“E”字符号也看不到啊。这时一个天使出现了,——她就是我的隔壁邻居冯晓洵(当时在三中,不久后调动到四中)老师的爱人周嬢嬢,周明惠。喊她嬢嬢,其实她那时才二十八九岁,很有活力,很善于交际。她此前曾经在市医院化验室工作,人际关系熟悉。这时本不关她事的她主动大大咧咧地说,“哎呀,紧张了,紧张了,休息下,休息下。”我当时个子小,才1.52米高,体重只有37公斤,年龄16岁,看上去弱小稚嫩。工作人员当真顺着说,“才这么大一颗儿,是紧张了,要得,休息下。”周嬢嬢把我招呼到一边,避开了银行招工人员的监督,对我授意,“你等一下就用好的只眼睛又来嘛。不要怕,不要紧张。”就这样只过了三四分钟,我又重返“战场”。工作人员问,“是哪只呢?”我坦然回答:“该右只。”“来嘛。”工作人员照例把棍子指向1.5的“E”符号,我用好眼对付,自然看得清清楚楚;可是我装憨,假装看不到,直到1.0,我才假装费力地看见了,自然,我也就蒙混过关了。体检成功,解决了我的人生大事。家里很需要这份工作,父亲一个人工作的工资养活一家人多年。大哥也才先我一年工作,大学毕业被分在铜仁万山。三哥在湄潭当知青,两个弟弟一个读初中,一个读小学。如果不是周嬢嬢急中生智帮我解难,那我的命运就会改写。 因为我所在的万里银行办事处离市医院很近,我又有最要好的同学在中药房上班,那时候是凭公费医疗证和记账单看病拿药,药房的感冒等大路药都是紧俏货,我有人脉资源,就经常往医院跑,帮人开药。时间长了,医院的好多人也成了我的朋友,轮到高考体检,为了不给人过多惹麻烦,我就和五官科的黄哥约定了,只要0.1;只要视力不是白板,就行了。报名时,我就没指望能考上;轮到体检,心中又是一个结。所幸学校的体检复查并不严。轮到检查视力,到左眼时,遮盖物就是装注射针剂的半边纸盒,我稍微在好眼这边留一小缝,用些许余光就作弊了;此举根本不引人觉察,事实上也没有人认真检查;尽管如此,我为了与档案一致,还是只要了一个0.1。就这样,我才如释重负、彻底感觉自己已经是一名经过高考进入的大学生了;只有我明白,我是一个各方面都投机的大学生。 因为种种原因,有一批同学进校报到晚了30多天,需要从第一批进校的同学中补充14人到新班组成中文二班。中文科郁行支书通报了信息并作了动员,希望同学们自己报名到二班去;如果没有人报名就直接安排人过去。至少我知道我和陈红是自己报名过去的。不是我自夸,我那时就有意识,想多交朋友,因此我就主动去了二班。二班同学虽然晚到一些时日,但是教学进度很快就扯平了。两个班很多时候上大课都是在一起的,应该说同级同届的同学至少就教学而言,经常是连体活动,融为一体的,因此也就无需过分把一班二班分得太清楚。毕业后的几十年交往,我特别注意不要过多提一班二班,我们都是一级的同学,一个大班中文班的同学,我们两个班都有引以为傲的同学,我们的友谊情感是很深厚的,我们77中文班是强大的整体,是世人的骄傲。 回溯高考的经历,我一个小学课程没学完,初中实际只学了一年的“跛箩”货凭一时兴起,短时间的夙兴夜寐刻苦备考,居然一蹴而就和金泽坤、刘鸿庥、谌世昌、周帆这些大家混迹一起,忝列同学之群,除了有幸,还感觉这个大学来得太容易。但是又仔细回想一下,自己当初报名高考患得患失,还心怀体检不过关的惴惴不安,最关键是曾经希望破灭的大学梦又因为被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政策激活,让我重燃希望之火并且圆梦成真,这又是真的不容易。   写于2017年7月30日  2017年9月26日 2017年11月14日再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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